“天元之位”与湖北的区位优势

众所周知，历史上，湖北地区在中华经济版图上最大的区位优势在于地利。

万古奔腾的长江、汉水曾给我们带来东西九省的物流、财流和人流，沿江城镇“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的繁荣景象，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近代京汉、粤汉铁路的兴建，更使省会武汉成为“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的交通大枢纽，由此而奠定了区域性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物流中心、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的骄人地位。

如今，我省荣膺了数百年的“九省通衢”的光环已经逐渐失去了光彩。何也？道理很简单，这个美誉既得之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前工业化时期，也必将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消失。试问，在一再提速的火车运输、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无远弗届的航空运输面前，“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水运奇迹还值得夸耀吗？试问，在长江沿线已建、正建和待建的数十座特大型桥梁面前，“一桥飞架南北”举国欢庆的历史场景还会复现么？质言之，我省并没有失去“九省通衢”的地利，失去的只是独享这一称号的权利和荣誉。

近日，国家权威部门公布了大陆城市综合实力评估的结果，所根据的十个指标是：1，市区年末总人口；2、年末总产值；3、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房地产开发投资额；5、批发零售贸易商品销售总额；6、外商实际投资额；7、市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8、交通运输；9、公共卫生；10、城市竞争能力指数。前十大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沈阳。

去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大陆地区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状况进行了考察，所根据的是工业化水平、城市化程度等硬件指标，前10名依次如下：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浙江、广东、黑龙江、湖北、福建。

这两项评估结果都雄辩地证实，交通运输能力虽然仍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但已不再是我省可以傲视群侪的资本。

那么，如今，湖北的区位优势在哪里呢？

近来有一个新词甚为流行，叫做“天元之位”。汉语中与“天”有关联的词一般都有较好的意思，于是，有些郁闷已久的湖北人开始兴奋起来。有一位极其关心乡梓建设的朋友在网上列举了我省所拥有的众多的优势，“天元之位”也赫然在列，文章写道：

“武汉，长江和汉江交汇的地方，白云黄鹤的故乡，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城，中国经济版图的天元之位，清末民国时期仅次于上海的国内第二大工商业城市，著名的九省通衢，西方人眼中的‘东方芝加哥’，孙中山《建国方略》中‘中国本部铁路之中心’和‘中国最大之商业中心’，美国学者预测的21世纪名列世界第二的超级城市。”（《武汉直辖与中部的出路》）

这一圈又一圈的光环，哪个是真实和可恃的呢？细细分辨一下，其中有着地理环境的生动描绘、历史光荣的高度概括、伟人乐观的期许和西人善意的褒奖，却没有一句是对我省本有和应有的“区位优势”的正确描述。光环可以让我们陶醉，却不能促使我们奋起；虚幻的乐观可以给我们提气，却不能帮助我们清醒地认识自己。“中国经济版图的天元之位”，多么的冠冕堂皇，它有什么实际的内容吗？没有！

这个新词得之于前年武汉航空公司（天河机场）的重组。当时，国内民航业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变局，东方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公司、上海均瑶集团竞相向武汉航空公司抛出绣球，有意“抱得美人归”。消息传开后，引起了舆论界的高度关注，有媒体称，“位于华中重镇武汉的天河机场，其地理位置十分特殊，业内人士将之比喻为中国航空业的‘天元之位’。”“天元之位”其实是个围棋术语，指的是围棋棋盘最中心的那个点。在国内航空布局中，我省居于大陆地理的中心位置，如果以省会武汉为圆心，以1200公里为半径画个圈，除东北之外大陆最重要的中心城市都在圆圈之内。然而，这个地理位置并不能理解为区位优势，道理也很简单。以国内航线而言，周边各省都有直达的航线，天河机场的客源仅限于湖北或来往湖北的人士；以国际航线而言，国外客商如果在我省没有业务，不会选择从这个中心点入境再转机赴北京、上海或广州等地。况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地球是圆的”，任何一点都可以是中心，同理，任何一点也不能自居为中心。

再说句泄气的话，在围棋实战中，“天元之位”并不是棋手们最为关注的战略要地。有经验的棋手都知道，边角远比“天元”重要得多，有这样一句熟语，“金边银角草肚子”，在布局造势之初，“天元”实无“区位优势”可言，只有待边角分割殆尽之后，棋手才会在中腹下子，但那时，已经快到“收官”的阶段了。

俗话说得好，“世事如棋”。我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印证了这个道理。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首先集中在“角”位（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然后又集中在“边”位（沿海开放城市），待“边”、“角”做厚了以后，再转手向“西部”和“东北部”投子，“中部”因而一度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前几年，中部各省的一些经济学家们把“中部崛起”的口号叫得很响，与其说是为了振奋本地区人心，不如说是吁请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当这一厢情愿的高呼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时，便接着发出“中部塌陷”的惊呼。

站在全局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个战略布局的合理性。我国新时期经济的起飞最初阶段很大程度上是凭藉着外向型经济的拓展，所谓“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贴近港澳台的沿海地区有着承接的区位优势，在加入WTO后，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持续增长也颇得地利之便。

就此而言，“天元之位”不仅不是我省可以引为骄傲的区位优势，而是相反；地理的“居中”位置过去没有使我省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首选，现在当然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省事实上的边缘地位。这看来是个悖论，却具有某种合理性。

话又要说回来，我省的“区位优势”究竟在何处呢？

答案就在本文上面所引用的两个评估结果之中。

在“城市综合实力”的评审中，我省省会名列第8。前7名均属于“环渤海经济圈”、“泛珠江经济圈”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中心城市。中部其它城市无一入选，西部成都排名第9，直辖市重庆黯然落选。

在“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程度”的评审中，我省名列第9。前8名除上述三个“经济圈”所在地区外，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辽宁和黑龙江也跃登红榜。中西部其它省分无一入选。

如果说“城市综合实力”和“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程度”的前10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我省正站在这个光荣的行列之中。

这就是我省现有的区位优势，作为共和国的重工业基地、轻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农业大省的区位优势。

然而，这只是国家权威部门根据“第一次现代化”实现水平所排的名次，即根据“工业经济为基本特征”而进行的排名。

目前，我国已进入“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混合发展阶段，专家指出，这一阶段比较合理的战略选择应是“知识化、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由此应该可以作出预测，在未来50年的“全面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基础上，基本实现第二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省除应继续保有、巩固和加强既有的“区位优势”之外，还应大力发现、培育和扩大我省的本有的或应有的优势，如教育人才优势，科技研发优势，高新技术产业优势，文化产业优势等等。

这是与“天元之位”之类的浮夸截然不同的务实之道。（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