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遗风”与湖北文化特性

湖北日报《湖北人文化特性》栏目的文章使人颇受启迪。尤其熊召政的文中论及李白对湖北文化特性的影响一段，触发我的兴奋点。作为生长于李白第二故乡的一员，我们对绵延千年的太白遗风给后人的熏陶、对湖北人文化特性的潜在影响感受颇深。

诗仙李白的安陆十年，正是他人生的最宝贵年华。他“雄心万夫”“激昂青云”，“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而，现实中他又“风尘萧瑟多苦颜”，屡遭挫折，不能如愿。如此矛盾的人生境况，磨砺了诗人的仙风傲骨，也不可避免地助长了他的豪放酒兴。这两点，恰好成了“太白遗风”的重要内涵。耳濡目染安陆人，乃至整个湖北。

李白毫不掩饰地自称“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十年中，他经常以诗会友，相会必是有酒。于是安陆的酒文化尤为凸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热情豪放，二是诚心实在。安陆人认为：无酒不成礼仪，以酒为敬。每逢来客必定上酒，有菜无菜饮三杯。安陆人喜酒，而且酒规甚严。安陆人豪饮但不用大碗，而是用一种肚脐眼大小的酒杯，三杯酒才够一两，既显文雅又显品位。

这种热情豪放、诚心实在的文化特性，使安陆人在经商活动中大受裨益。古往今来，安陆人中鲜有因为欺诈或造假而扬名者。倒是在民国之前，以安陆为主产地的“府布”，由于诚信可靠，远销晋、陕、蒙、甘、冀，直至关外，历经近百年繁荣。李白在安陆的日子，政治上的确很不得意，这就是他自嘲的“蹉跎十年”。即使如此，诗人也保持了自己高贵的人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种傲然不屈的骨气，在他《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也有体现。他虽然上书干谒，求于裴长史门下，但仍然直书斥责裴长史“月费千金，日晏群客，出跃骏马，入罗红颜。”而且在书信的末尾扬言“永辟君侯，黄鹄举矣。”李白的这种傲然骨气，对安陆人、对湖北人都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一位姓耿名伯钊的老先生。

这位于18岁中了清末举人的耿伯钊，生于安陆城关一位书香门第，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等职。1932年6月，耿伯钊当时是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他被蒋介石钦点为“剿总”政务委员，并随之到武汉。蒋的本意是想利用耿伯钊的资望和影响，帮他压一压湖北的“地头蛇”。当时，刚刚夺得湖北省主席位置的夏斗寅与担任武汉绥靖公署主任的另一湖北人何成浚有隙。夏斗寅便在蒋介石面前告状，有一次竟跪着向蒋痛哭，要求蒋公开支持他。夏斗寅的丑态引起蒋的反感。第二天，蒋介石在扩大的总理纪念周会上讲话时，大发雷霆，骂道“省政府主任无耻，省党部委员也无耻。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佬真是难缠”。

本来就对蒋介石专制不满的耿伯钊认为，如果只是骂夏斗寅一些败类也可，但不该使湖北人受牵连。于是他忍不住站起身来驳斥说：“总裁之言差矣，这句成语源于明朝。当时年幼的神宗即位，湖北江陵人张居正任首辅，主持全国军政大事……。经过整治，面临覆亡的明王朝重现生机。人们都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褒扬张居正。这哪里是贬斥之意呢？”一番话说得蒋介石哑口无言，十分尴尬。

由于耿伯钊当面顶撞，蒋介石自知谩骂湖北人犯了众怒，伤了和气，于“剿匪”不利。过了几天便让宋美龄出面，举行了一个茶话会，招待省政府、省党部和湖北上层人士，说了许多讨好湖北人的话语。这样才平息了这场风波。耿伯钊因此有了“湖北佬”的雅誉。安陆人的文化特性是湖北人文化特性的一部分，“太白遗风”是湖北文化特性的一个重要元素。不可否认“太白遗风”对湖北文化特性的另一面影响，也显而易见。比如“入远构石室，选幽开山田”的思想倾向；比如“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牢骚情绪，不同程度地会对湖北人的开拓与进取精神产生制约。